白驹过隙，时光荏苒，笔者已执业近十年，从头发葱郁的青年也成长为鬓角稀疏的中年，过手的案件也数不清了。从只觉得打官司要争赢，也开始慢慢思考，官司的输赢背后，法律的价值何在，法律的追求何在。
有些事在人生中闪现但未必在心头，蓦然回首原来它早在灯火阑珊处。10余年前，参加司法考试，背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0年后，回头咀嚼之前处理的案件，原来才是指导案件的正解，也是法律追求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动司法概念，司法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这相当于借鉴西方的法官造法，但在价值追求以及适用的普遍性上也与之有所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将是法官的最高追求，法官个人将被赋予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比如最近中工网报道的北京三中院判决的“隐形加班”案，其突破了传统对加班的认定，不再拘泥于劳动合同法条文，法院将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依法认定为加班，保障了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创造性地提出“提供工作实质性”原则和“占用时间明显性”原则作为对“隐形加班”问题的认定标准，顺应了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变化趋势，切实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候选案例。(引用自 中工网 “隐形加班”明确两项认定标准 劳动者微信工作被认定为加班)
又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牟某翰虐待案，刑法规定虐待罪的犯罪主体和对象为家庭成员，对家庭成员传统的理解为四种情形，分别是由婚姻关系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由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包括旁系血亲，如兄、弟、姐、妹、叔、伯、姑、姨、舅）、由收养关系所形成的家庭成员关系，以及由其他关系所产生的家庭成员关系。而本案中法院结合《反家庭暴力法》和《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规定，认定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同居男女可构成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之间反复、持续、长时间辱骂，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的，构成虐待罪，积极回应了社会结构变化，合理界定家庭成员范围，对侵犯此类情形家庭成员人身权益犯罪案件的办理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引用自 最高人民法院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投票的案件简介)
不论你是不是法律人，看了上述案件，也可以自行搜索查看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票选的案件，可能也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法官好像不再冷冰冰，开始变得有温度，这也意味着法官的裁判自由更大了。
教条的引用条文、机械的适用证据的时代可能要终结了，律师对案件的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也要理解案件背后的意义，如证据和法条所反映的结果是否平等、公正，你所代理案件的当事人是否敬业、诚信、友善。案件的走势不再是一条直线，可能会更加曲折，在案件处理之初，要降低当事人的期待。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法律条文的倾向性，在个案中，因为特殊情况可能会被调整。法院的判决结果，也可能更加难以预测。
 
以上是时代的变化，也是律师要面对的挑战，一个区别于过去的司法新局面可能就要到来了。